我國是誰最早發現了甲骨文(誰是最早發現甲骨文的人)

摘要： 我國是誰最早發現了甲骨文(誰是最早發現甲骨文的人)　 甲骨文的發現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，“在世界學術史上也值得大書特書”（李學勤語）。作為甲骨學史肇端的必備...

　 甲骨文的發現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，“在世界學術史上也值得大書特書”（李學勤語）。作為甲骨學史肇端的必備要素，甲骨文發現者成為諸多相關學術領域的關注對象。目前公認的甲骨文發現者為王懿榮。王宇信等所撰《甲骨學發展120年》一書認為，王懿榮“1899年第一個鑒定、購藏甲骨文，奠定了國際性學問甲骨學的形成和發展的基礎，因此被海內外學者尊崇為‘甲骨文之父’”。

　　發現與購藏

　　關于王懿榮與甲骨文的發現，有一個流傳廣泛的傳說。清光緒二十五年（1899），王懿榮因患瘧疾，在北京菜市口的達仁堂藥店抓了幾副中藥。在翻檢藥物時，他發現其中有一味叫“龍骨”的中藥上有人工契刻的符號，頗類篆文。王是金石學家，素精于文字考訂，故判斷這是尚不為世人所知的上古文字材料。于是再派人到達仁堂去，將該店所存“龍骨”全部檢選一通，又得有字者若干，“細為考訂，始知為商代卜骨，至其文字則確在篆籀之前”（王懿榮之子王漢章語）。

　　追溯起來，上述傳說始于署名汐翁的一篇名為《龜甲文》的短文，刊于1931年7月5日北京出版的《華北日報》的《華北畫刊》第89期。李學勤2007年在《殷都學刊》發表《汐翁〈龜甲文〉與甲骨文的發現》一文，指出該文“關于甲骨文的發現離奇而不符合事實”。李先生的文章從學術角度為誤傳畫上了句號。如果說，甲骨文的發現并不始于王懿榮吃“龍骨”，那么，甲骨文又是怎么被發現的？它的發現者到底是什么人？陳夢家《殷虛卜辭綜述》（以下簡稱《綜述》）對此有較為詳細的記述，大略如后。

　　甲骨文首先被發現的地點是河南安陽的小屯村，這里位于洹水之南，是現在馳名世界的殷墟，地下埋藏大量契刻著殷代文字的龜甲獸骨。這些龜甲上契刻的文字被稱為“甲骨文”，也稱“契文”。因大多是占卜的記錄，一般被稱為甲骨卜辭。若干年來，在甲骨文中發現了一些非卜辭的記事文獻材料，但數量不是很大。從文字學的角度來說，甲骨文是我國目前已知最早的較為成熟的文字系統；從文獻學的角度來說，則是我國最早的較為系統的歷史文獻。

　　最早看到這種物件的是小屯村農民。他們掘得這些寶貝但不識為何物，于是隨手扔掉，或填塞枯井，有些頭腦靈活的人則把它們當作“龍骨”賣給中藥鋪。小屯村有個剃頭匠叫李成，愛干此事。每逢廟會，李成還把“龍骨粉”當止血的“刀尖藥”去賣。“龍骨”本當天成，因而帶字的甲骨藥鋪是不收的，在出賣時，還需要將上面所刻文字刮去，相當麻煩，況且藥鋪收購“龍骨”的出價極低，每斤才制錢六文，所以一直沒有人下大力氣搜求此物。

　　光緒二十四年，山東濰縣（今屬濰坊）的古董商范壽軒跑到小屯收購文物。當時金石之學大盛，凡古物以有銘文者為貴，所以范注意詢問地里有沒有出帶字的東西，當問及李成時，李將帶字的甲骨拿出來給他看。這是陳夢家1953年到小屯時，親訪李成的兒子李全福及村中老人何金生（即何三，72歲）所得口述史料（《綜述》第2頁）。

　　范壽軒初不識甲骨為何物，故未收購。當年冬天，他到天津一名老主顧王襄家里，言及此事。在座的書法家孟廣慧（字定生）聽范所述，認為當是古代簡策，促他速去訪求。第二年（1899）秋天，范攜所獲“龍骨”到天津出售。這是甲骨的首次正式面世，也是學者與甲骨文的首次接觸。據考證，交易地點在一家名為“馬家店”的大車店，位于今天津紅橋區春德街、韋駝廟大街附近的南小道子85號。

　　因范壽軒索價較高，孟定生和王襄等人財力有限，所購不多，范壽軒遂攜至北京，售予王懿榮。第二年，八國聯軍進攻北京。王氏以國子監祭酒任團練大臣，城陷后投井殉國，所藏甲骨后多歸《老殘游記》的作者劉鶚（字鐵云）。1903年，劉鶚采納羅振玉的建議，將購自王懿榮舊藏并他途所得甲骨共5000余片加以整理，精選1000余片，墨拓石印，名之《鐵云藏龜》，是為甲骨文著錄之濫觴。甲骨文由此才廣為人知，甲骨學亦終在學術界蔚成大國。

　　研究與遞藏

　　《綜述》第一章《總論》中說，王懿榮“為收藏與鑒定甲骨的第一人”。但這句話與其記述似有矛盾。有關甲骨文的發現史，《綜述》還另有記述，值得注意。該書第二十章《附錄》第一節第二款《孟定生王襄與甲骨發現》中說：“除王懿榮外，最早鑒定與收藏甲骨的，應推孟定生與王襄。”書中引王襄《題易穞園殷契拓冊》說：“范賈售古器物來余齋，座上訟言所見，鄉人孟定生世叔聞之，意為古簡，促其詣車訪求，時則清光緒戊戌冬十月也。翌年秋，攜來求售，名之曰龜板。”又王襄《題所錄貞卜冊》說：“惟孟定老世叔及予，知為古人之契刻也，可以墨跡視之。”王襄1953年給陳夢家的信中說：“其時計字論值，每字一金，吾儕所不能得者，全數攜往北京售諸王懿榮，全都得價三千金。”（《綜述》第648頁）

　　王襄是著名甲骨學專家，他去世后，郭沫若為其題墓碑“殷墟文字研究專家王襄同志之墓”。《甲骨學發展120年》第四章《120年來甲骨學發展史上有貢獻的甲骨學專家》第一節《甲骨學發展史上的四個第一人》說：“甲骨文發現第一人——王懿榮，甲骨文著錄第一人——劉鶚，甲骨文研究第一人——孫詒讓，甲骨文字典編纂第一人——王襄。”作為甲骨文發現史的親歷者，王襄對甲骨文發現過程回憶的價值，是他人之言所無法比擬的。王懿榮之子王漢章1933年對王懿榮收藏甲骨的追記，常為人所引用，但王漢章在王懿榮死難之時才十歲，“故一切所述皆從其父執故舊處聽來”（《綜述》第648頁），與王襄的回憶不可同日而語。

　　與此相關，有兩個問題需加以補充說明。第一，孟廣慧收藏甲骨的數量。《甲骨學發展120年》的《序論》第二節說“基本與王懿榮同時，王襄、孟定生也在天津開始收藏少量甲骨”。“少量”是多少呢？未有說明。據王襄《孟定生殷契序》中回憶，當范壽軒1899年到天津出售甲骨時，他和孟定生兩人“不約會”皆前去購買。王本人因財力所限，“取塊小之龜甲一包，攜之歸”。“定老則流連不忍舍去”，終“購得巨大之邊條與凹形之骨數十片，費去數十百金”。關于此次收購甲骨的經費來源，王襄亦有說明：“定老固非雄于資者，何得此項巨金。蓋其叔志壽先生繼塤，時官武昌鹽法道，適寄旅費至，欲其游湖北，故挹彼注茲，以成其大愿，所謂千載一時也。”

　　可資比較的，是王懿榮所購甲骨數量。陳夢家說：“1899年秋，范估以12版甲骨售于王氏，每版銀二兩。”也就是說，1899年秋天，孟定生所購甲骨數量是超過王懿榮的。但兩人收藏總數，則王氏多于孟。據陳夢家統計，“王氏收購收藏甲骨約在1200片左右，最多不能超過1500片”（《綜述》第647頁）。而孟定生所藏，總數為430片，其中360片后歸文化部。這批甲骨，陳夢家曾親為點視。

　　第二個問題是，孟廣慧是否對甲骨文進行過研究？如果有，是什么時間進行的？關于這個問題，陳夢家在《綜述》中說，他曾親自整理孟定生所藏甲骨，看到“孟氏在包皮上親筆寫了‘十六冊，二百〇五至二百二十，字精者，庚子九月二十一夜撫過’”。

　　據陳夢家所述：“甲骨出土后，最早在戊戌（1898年）冬為濰估范壽軒所注意而首先經孟定生認為有古簡之可能。”“己亥（1899年）秋，范壽軒攜甲骨至天津求售，首先為孟定生、王襄購取若干小塊，其他較大之甲骨，（包括一個整甲的上半）大部分歸于王懿榮。”“庚子冬，孟定生選其所藏之字精者撫摹之。”（《綜述》第648頁）這些話是嚴謹而符合史實的，除了孟廣慧所購藏甲骨數量以外，而這一點是受當時的史料所限。作為甲骨學專家，陳夢家實際上肯定了孟廣慧是最早有記錄的甲骨文研究者，這一點與王襄的有關回憶可以相互參證。

　　應該特別注意的是，孟廣慧親筆所書“十六冊，二百〇五至二百二十，字精者，庚子九月二十一夜撫過”一句，字數不多，但它證明孟廣慧在庚子年（1900）即甲骨文面世的第二年，已對所藏甲骨進行過整理和初步研究。這是關于甲骨文研究最早的文獻材料，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。

　　孟廣慧是書法家，他對甲骨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與書法方面，但他與甲骨學界的交流及其影響并不限于王襄一人。比如，他曾通過王懿榮次子王崇烈的介紹，拜訪王氏，并得以觀摩王氏藏品。現在回頭來看王懿榮與甲骨文的關系。由于收藏較早，藏品流傳有序，以及與劉鶚等人的關聯，王氏在甲骨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影響，但他購藏甲骨的時間確實稍晚于孟廣慧和王襄，而且到目前為止，沒有發現王懿榮就甲骨文進行過研究的史料。所以，應當承認孟廣慧及王襄是最早鑒定與收藏甲骨文者，尤其對孟氏在甲骨文發現史上的地位，應當實事求是地予以書寫。

　　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中華簡帛文學文獻集成及綜合研究”（15ZDB065）階段性成果）

　　（作者系聊城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）

原標題：誰是甲骨文的最早發現者

來源：中國社會科學網-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：姚小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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